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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是我国制造业发展的重要任务。制造业行业门类多、产品和生产的全部过程复杂、产品品种类型繁多，因此遵循共同的标准对于增强技术和产品的交互连接、减少相关成本、促进创新都具备极其重大作用。对关键标准的掌控反映了一国科技和产业实力，影响着国家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因此标准受到世界主要国家的高度重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标准引领和质量支撑”。推动制造强国建设，必须高度重视标准化工作、加快提高我国标准发展水平。

  标准是企业市场竞争力的重要依托和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日益成为大国博弈的重点领域

  《世界贸易组织贸易技术壁垒协议》将标准定义为“为了通用或反复使用的目的，由公认机构批准的规定产品或相关加工和生产方法的规则、指南或特性的非强制执行的文件”，“也可以包括或专门规定用于产品、加工或生产方法的术语、符号、包装标志或标签要求”。在制造业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国家提高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过程中，标准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被视为解锁创新和促进产业发展的基本工具。

  标准是企业市场竞争力的重要依托。虽然在理论上，标准是由公认机构制定发布且需要企业共同遵守的规则，具有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性质，但是在现实的商业实践中，许多标准是与专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使得标准具有了排他性，对一些标准的使用需要付费才能获得嵌入其中的专利。①因此，对标准的话语权或者对嵌入标准中专利的掌控就成为影响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第一，标准竞争的胜出者能够获得先行优势。在新兴产业的发展初期，往往有多条技术路线相互竞争，各家企业需要为自己选择的技术路线进行资产专用性的投资，但是最后通常只有少数技术路线能够保存下来并成为事实上的标准。标准竞争中的失败者不仅损失了大量的前期投资，向行业通用标准的转换还需要进行大量的投资；而标准的胜出者则可以凭借对标准的掌握，快速扩大生产规模、建立完整的商业生态和配套体系，进而降低生产成本，在市场上形成技术和成本优势。第二，网络型产业中标准拥有者的市场地位能够不断强化。ICT产业、数字产业中存在着显著的网络效应，即产品对其用户的价值不仅取决于产品本身，还取决于使用该产品的其他用户的规模和互补品的丰富程度。这就意味着当有多条技术路线进行竞争时，用户基础大、互补品丰富的技术路线会最后胜出，并进入正反馈的循环，使该技术的市场地位得到强化，最终形成“赢家通吃”的产业格局，并成为事实上的标准。第三，标准必要专利成为企业利润的重要来源。标准必要专利是保护对实施特定技术标准必不可少的发明的专利，这些标准对于确保各公司不同产品和服务的安全性、互操作性和兼容性至关重要。尽管国际标准化组织要求标准拥有者承诺以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FRAND）使用其专利，但是准确判断标准必要专利的合理使用费用是非常困难的，标准必要专利的拥有者可以凭此获得丰厚的利润②，并持续投资于创新，进而保持其技术领先优势和对标准必要专利的掌控。

  标准是国家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世界上的经济强国、产业强国不仅标准化水平高，而且具有国际标准的主导权、影响力，而对标准的引领和把控又成为其产业竞争力、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来源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例如，美国白宫2023年发布的《美国政府关键和新兴技术国家标准战略》指出：“标准制定方面的实力对美国的全球技术领导地位起到了及其重要的作用。标准开发支撑着整个国家的经济繁荣，同时也巩固了美国在未来产业的领导地位。加强美国对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标准的参与将会加强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第一，主导标准的国家具有更强的产业链掌控力。标准与技术创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标准必要专利是各家企业面对的共同课题。主导国际标准的国家一般具有更强的技术创新能力，通过掌握着标准必要专利、引领科技和产业发展方向的领先企业，对全球产业链具有更强的掌控力甚至形成技术霸权，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能够在国际分工中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和利润，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水平也更高。长期以来，标准国际化工作被少数发达国家所主导，它们也成为标准国际化的最大获益者。第二，标准成为进入国际市场的技术壁垒。尽管大多数国家都遵循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标准，但国际标准化组织认可的不同标准常常同时存在，此外，各国还有许多不同于国际标准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更重要的是，一个产品往往涉及诸多标准，如各种零部件、原材料的技术标准，加工或生产工艺标准，低碳标准，安全标准。出口国要将产品出口到进口国，就需要符合进口国的标准规定，为此不得不进行大量投资对产品规格、性能等参数进行调整，以使之符合进口国的标准规定，这提高了出口国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价格，削弱了产品在出口市场的竞争力。第三，标准在一国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专利特别是标准必要专利的掌控，可以为该国企业带来丰厚的长期收入，这些收入如果用于再投资，就能进一步促进创新、推动经济增长。

  标准日益成为大国博弈的重点领域。美国、德国、日本等主要制造强国在本世纪初都发布了各自的国家标准（化）战略。为保持对国际标准的主导权，加强技术主权，维持对科技产业发展的引领以及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并获取高额的技术专利授权费和由技术垄断带来的“经济租”，2021年，美国国家标准协会（ANSI）公开发布了《美国标准战略（2020版）》，这是自2000年开始制定美国标准战略以来发布的第5版战略。2023年，美国政府发布《美国政府关键和新兴技术国家标准战略》。2022年，欧盟委员会发布《欧盟标准化战略》。随着各国高技术产业竞争加剧和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出现新赛道的抢位布局，标准的作用进一步凸显。美西方国家近年来不仅强化了对标准制定的参与，而且将标准“意识形态化”“武器化”。2022年美国出台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强调商务部和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需要在关键技术标准制定方面发挥领导作用，2023年《美国政府关键和新兴技术国家标准战略》也强调，美国关键和新兴技术标准国家战略的重要支柱之一是政府参与。作为对中国在新一代移动通信、芯片、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前沿技术和新兴起的产业领域进行全面围堵的手段，美国加大了对中国在国际标准制定参与工作中的打压。

  我国格外的重视标准化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标准化相关的法律和政策。特别是新时代以来，随着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技术水平的增强，我国标准化水平和标准国际影响力、参与度显著提高，但整体上看与制造强国仍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

  政策体系不断完善。我国分别在1988年和1990年颁布第一部标准化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及其部门规章《国家标准管理办法》，但是其中没有规定涉及知识产权的问题。③近年来，国家对标准的重视程度加大，各种标准相关的战略和法律密集出台。2015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部署推动实施标准化战略、加快完善标准化体系、提升我国标准化水平。2021年，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提出标准化发展目标，并就推动标准化与科技创新互动发展、提升产业标准化水平、完善绿色发展标准化保障、加快城乡建设和社会建设标准化进程、提升标准化对外开放水平、推动标准化改革创新、夯实标准化发展基础等方面作出部署。2024年3月，市场监管总局等18部门联合印发《贯彻实施〈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行动计划（20242025年）》。针对制造业发展，2023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质量标准品牌赋值中小企业专项行动（20232025年）》，针对中小企业发展提出增强标准化能力、支持参与标准制定、强化标准的融通发展作用、持续推进贯标达标等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新产业标准化领航工程实施方案（2023─2035年）》，就持续完善新兴产业标准体系，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标准研究作出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提出，“健全国家标准体系，深化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标准化水平持续提升。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中国标准化发展年度报告（2023年）》，截至2023年底，我国国家标准共44499项，其中强制性标准2064项，推荐性标准41844项，指导性技术文件591项；国家标准样品4164项；共批准设立75类行业80828项备案行业标准，69709项备案地方标准，公布74240项团体标准，以及涵盖5271353种产品的3165625项企业标准，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国家标准体系。在工业领域，截至2023年底国家标准35851项，行业标准备案数25871项，团体标准公布数36434项，企业通过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执行的标准1692235项。关键技术领域标准供给不断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标准占比达到40%左右。中外标准一致性水平持续提升，国际标准转化率整体达到82%，采用全球统一标识标准的消费品累计达到1.9亿多种，家用电器、纺织服装等主要消费品与国际标准的一致性程度达到96%，重点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国际标准转化率超过90%。

  标准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根据国家统计局、科技部、财政部发布的《2023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23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65%，已经超过许多发达国家和欧盟的平均水平，我国科技论文发表量、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位居世界第一，对国际标准的影响力也随之不断增强。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发布的《标准必要专利发展报告（2024年）》基于ISO、IEC和ITU等三大国际标准化组织官方数据库的分析发现，截至2023年底共有30个国家（地区）的主体在三大国际标准化组织作出专利信息披露声明，中国共1982项，位于美国（4234项）、芬兰（2263项）之后的世界第三位，其中中国在ISO和IEC的专利信息披露声明数量均居第8位，在ITU的专利信息披露声明数量仅次于美国和芬兰。基于智慧芽全球专利数据库检索显示，截至2021年标准必要专利中的中国专利占比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④经济学分析公司CRA发布的《全球标准必要专利全景》报告对2022年全球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经济规模和流入流出进行了估算，全球最大的17个独立全球标准必要专利持有人和7个专利池的全球标准必要专利许可收入达到102.86亿欧元，其中高通、诺基亚、爱立信的全球标准必要专利许可收入位列前三，分别高达57.36亿欧元、15.15亿欧元、8.97亿欧元，华为、中兴分别居第四位、第八位，许可费收入分别为5.05亿欧元和1.62亿欧元。数字经济是标准必要专利最集中的领域，中国在其中的地位显著增强。根据Tech Monitor网站的数据，5G标准必要专利信息披露声明最多的十家公司中，华为占标准必要专利总量的15.39%，明显超过第二位的高通（11.24%），中国的华为、中兴、OPPO、大唐移动四家公司合计占比32.11%，明显超过韩国的16.68%、美国的11.24%、芬兰的9.01%、瑞典的4.35%和日本的3.65%。

  国际参与度显著提高。一是中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中的作用不断加强。中国分别于2008年和2013年成为国际标准化组织委员会和技术管理委员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公民参与对标准制定有重要影响的技术委员会、分技术委员会和工作组秘书处的人员数量持续增长，2011年至2020年期间在国际标准化组织技术委员会和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的职位中占比增加了73%，2012年至2020年期间在国际电工委员会中同类职位的占比增加了67%⑤；中国人担任的ISO/IEC技术机构的主席、副主席从2002年的3个增加到2020年底的75个，技术机构秘书处从6个增加到75个，在国际电信联盟研究组和焦点组的管理职务中，中国分别占14.1%和23.4%，都是各国中最高的。⑥二是中国在国际标准制定中的参与度显著提高。自2002年以来由中国提出并主导制定的国际标准数量从18项增加到816项，⑦中国国际标准制定参与度2023年达到82.2%。⑧三是国际标准合作水平持续提高。截至2023年底，我国与65个国家、地区标准化机构和国际组织签署了108份标准化双多边合作协议。“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是中国国际标准合作的重点，2015年和2017年，国家发改委先后发布《标准联通“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5-2017）》《标准联通共建“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8-2020年）》，到2023年底，已与47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签署57份合作协议。

  与世界领先水平仍存差距。从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参与情况看，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不同技术委员会的标准必要专利来源中，美国标准必要专利涉及17个技术委员会，其次是日本（13个）、德国（11个）、韩国（7个），中国只有2个，专利布局的领域有待扩展。⑨从标准的数量看，中国标准占国际技术标准的1.8%，且中国标准必要专利覆盖的技术领域相对较窄。例如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在H04N（数字图像、音频和视频处理）、G06T（图形图像处理）等领域的标准必要专利明显少于美国。⑩从参与标准的质量来看，中国标准必要专利无论是总量还是平均被引用量距领先水平还有较大差距。CRA发布的《全球标准必要专利全景》报告也显示，2022年全球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收入中，仅美国（特别是高通）、瑞典（爱立信）、芬兰（诺基亚）的标准必要专利持有人就获得了几乎80%的标准必要专利收入，中国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收入占比则为6%。

  以标准化支撑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制造强国建设，需要立足我国的技术、产业、人才、市场等条件，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契机，发挥我国新型制优势，着力克服制约标准发展水平的短板，提高我国对国际标准的参与度和话语权，特别是在前沿技术和新兴产业领域进行国际标准的前瞻布局，形成一批覆盖面广的标准必要专利簇群。

  提高国际标准转化率，推进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我国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也是第一大制成品出口国。我国有一些既做内贸又做外贸的公司，也有大量只做内贸或外贸的公司。由于我国仍然存在一些成熟产业、传统产品的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不一致的情况，造成无论专门做外贸的公司转向国内销售还是专门做内贸的公司开拓国际市场，都会为符合标准而付出较高的成本，导致在微观上企业市场拓展困难，在宏观上国际大循环与国内大循环不能很好地相互畅通促进。此外，由于发达国家执行的标准通常更加系统和严格，提高中外标准一致性水平还能促进我国制造企业提高产品性能和质量。因此，应持续促进国际标准转化率的提升，继续推进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提高我国制造业产品的质量和进入国际市场的能力。

  发挥产业链完整优势，在产业升级中推动标准演进。标准涉及具体的产品规格、生产工艺、技术性能、安装和使用规范等，这些标准很多直接来自于大规模生产过程中的创新，或者来自科技成果向大规模生产转化的过程之中。科技成果的产业转化需要研发机构与下游生产部门进行频繁的交流和试验，如果下游制造环节缺失，就会加大科技成果转化的难度。如果大量的制造环节缺失，工程技术人才会随之凋零、产业公地遭到破坏，基础性的研究与试验发展（R&D）活动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标准的形成也会受到影响。尽管发达国家在广泛的制造业行业具有更大的标准影响力，但是由于制造业空心化，会逐步丧失对演进中的标准的把控。我国拥有世界最齐全的产业门类、最完整的产业链条，而且随着技术研发投入持续加大、科学和工程技术人才供给不断增长，具备了推动传统产业技术进步的能力。因此，应发挥我国优势，在发达国家产业链供应链的薄弱环节加快产品创新、工艺升级，推动与之相联系的标准演进，提高我国在传统产业的标准话语权、影响力。

  紧抓颠覆性创新机遇，在新兴产业实现更多标准引领。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在数字科技、生命科学、新材料、新能源和低碳、深海深空深地等领域不断实现重大技术突破，并通过产品创新、模式创新、业态创新不断形成新质生产力。驱动新质生产力的新技术具有颠覆性的特点，一方面，颠覆性技术会形成全新的产业，如大数据、人工智能、3D打印、基因药物等产业是以前不存在的；另一方面，颠覆性技术还会使既有产业发生颠覆性变革，在产品架构、产业链结构、商业模式等方面发生重大改变，如汽车呈现的电动化、智能网联化趋势。对于全新的产业，世界各国处于相同的起跑线上，都面临着技术路线、应用场景等方面的高不确定性以及与之相伴的高投入、高风险；在发生颠覆性变革的既有产业，领先国家原有的在技术、产业配套、商业生态等方面的优势逐渐削弱甚至丧失，而且还常常由于路径依赖转向迟缓。我国可以通过利用市场微观主体多、市场容量大、应用场景丰富等条件以及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机制优势，加快前沿技术突破、技术路线试错以及大规模产业化的速度，在此过程中争取在多个重要新赛道形成标准必要专利簇群，推进制定各国共同遵守的包括技术标准在内的各方面标准。

  发挥通用目的技术优势，强化产业融合标准制定。行业是从事相同性质的经济活动的所有单位的集合，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由于分工的深化，不断有新的行业出现，另一方面，一些行业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即呈现融合的趋势。实际上，许多分立形成的新行业恰恰是通过产业融合形成了与以往行业大相径庭的经济活动。产业融合首先表现为三次产业之间的融合，农业、工业、服务业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如农业生产组织模式的工业化，基于农业开展旅游活动；制造企业从生产、出售产品转向基于产品提供增值服务；现代服务业为制造业生产提供研究开发、产品设计、供应链等服务。产业融合突出表现在信息技术行业内部的融合，如早期的3C融合，即计算机、通讯和消费电子产品之间的融合。由于数字技术属于应用广泛、影响巨大的通用目的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推动产业融合呈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不仅表现为数字技术与产品、服务、生产过程的深度融合，而且推动实体经济部门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例如，数字技术解除了服务型制造的发展受到用户信息、生产成本、服务人才、运行数据等方面的限制，特别是通过软件定义解决了传统服务业的规模不经济问题，极大地拓展了服务型制造的空间。⑪全球低碳转型的深入推进也使得制造业从产品开发到生产制造再到产品的应用、维保等全链条都要融入绿色发展理念，绿色低碳技术与各产业的融合日益紧密。产业融合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新的产品、工艺、操作规范，需要制定新的标准。我国应抓住产业融合发展趋势，发挥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好、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新能源低碳技术领先优势，强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以及制造业绿色化等融合型标准的制定。

  加强国际市场开拓，以产品走出去带动标准走出去。我国已经进入深度经济全球化阶段。从出口看，产品出口总量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WITS数据库的数据显示，我国产品出口在2009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2012-2022年间产品出口额从20487.8亿美元增加到35936.0亿美元，消费品占比从37.0%下降到35.1%，中间品占比从16.0%提高到18.6%。从对外投资看，根据商务部等三部门发布的《202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005年超过100亿美元，2013年超过1000亿美元，2023年达到1772.9亿美元，从行业结构看，2023年制造业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的15.4%，是第三大行业，其他许多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中也包含制成品的投入。无论是产品出口还是对外投资，都会涉及到大量中国制造产品以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的方式进入他国市场，在这一过程中，或者中国产品需要符合国际标准或东道国标准，或者东道国接受中国标准。由于在许多制造业细分产业，中国是制造业最大的生产国和出口国，因此具有较强的话语权，可以在产品出口和对外投资的过程中带动中国标准走出去。特别是中国企业在海外建设自己的生产工厂或者以总包商身份承担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时，更容易让东道国接受中国的标准。

  更好地发挥标准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作用，既要在标准的制定和推广上发力，也要重视在创新、人才等标准基本支撑要素方面的加强。

  一是继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鼓励各级政府、企业和机构加大研发投入，特别是基础研究的投入，提高研发强度以及基础研究支出在研发经费投入中的比重。既要由企业牵头整合大学、科研机构、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用户等共同推进相对成熟产业中的“卡脖子”技术突破、成熟产业中技术的持续迭代，也要加快前沿技术突破，为技术标准的制定打好基础。通过将标准纳入科技项目立项、考核与奖励，促进标准研制与科技创新联动。

  二是推进科技成果产业转化。通过深化科研体制改革、支持科技创业、促进风险投资机构发展、创新和释放应用场景、加大市场需求拉动等举措，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在大规模生产中不断迭代升级，在此过程中加强标准体系建设，重点推进新兴产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标准，形成从产品、零部件、原材料规格到生产工艺、检验检测方法，再到安装施工、维护保养、回收处理的全价值链、全生命周期的标准体系。

  三是促进标准化的广泛参与。进一步加强标准化研究机构的力量，促进大学、科研机构、行业协会、企业、互联网平台、专家学者等积极参与标准化工作以及联合成立技术联盟或行业标准化联盟，支持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等各类经营主体参与标准制定与修订，支持外资企业公平参与我国标准化工作，鼓励我国企业积极在国际标准化组织作出标准必要专利信息披露声明。

  四是深化标准化国际合作。支持国际标准转化，推动我国标准与国际标准体系兼容。加强与发达国家对话，提高在新兴产业国际标准制定合作上的共识，推进在标准化法律法规、科研、标准制定等方面的合作。加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标准合作，推进标准互认，提高中国与沿线重点国家标准一致化水平。支持国内企事业单位牵头设立国际性产业与标准组织、积极加入各类国际标准化组织，更深度地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增强在国际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

  五是加强标准化人才培养。在大学设立标准化相关专业，在理工科专业开发和设置标准化相关课程，由市场监管部门和工信部门联合开展标准化相关知识技能、法律政策培训，鼓励大学、行业龙头企业、标准化组织开发标准化网络公开课程，为标准化工作培养技术、商业、法律和政策方面人才。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澳门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中公共规制信用工具的法律优化研究”（项目编号：20XFX008）阶段性成果】

  ①李保红、吕廷杰：《技术标准的经济学属性及有效形成模式分析》，《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2528页。

  ②侯冠华：《美国对华技术标准竞争：动因、举措与挑战》，《国际论坛》，2024年第1期，第110133页。

  ③毛昊、柏杨：《技术标准竞争、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国家战略博弈》，《科学学研究》，2024年第4期，第713720页。

  ④龙小宁、张美扬：《标准的力量来自中国标准必要专利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2023年第10期，第149168页。

  ⑤刘国柱：《数字标准的地缘政治论析基于大国竞争的视角》，《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年第4期，第3447页。

  ⑥⑦汪滨、孙红军、张明等：《中国标准“走出去”的主要特征与优化路径》，《科技导报》，2023年第17期，第102108页。

  ⑧《中国标准化发展年度报告（2023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标准创新管理司网站，2024年3月28日。

  ⑨张昭昭、王奕洁、孟庆遂等：《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必要专利统计分析》，《中国发明与专利》，2023年第9期，第3038页。

  ⑩张梦诗、肖国华：《基于标准必要专利的人工智能发展现状研究》，《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2024年第4期，第511523页。

  ⑪李晓华：《数字技术推动下的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改革》，2021年第10期，第7283页。